这注定将是我后半生持续修改次数最多
倾注心血和时间最多的一篇文字
——请原谅在素材稀缺
岁月久远记忆含混等诸多不足前提下
就敢贸然敲击键盘——
除了对母校的一片“赤子之心”别无其它。
-，我的三年初中生涯是在青铜峡市邵刚中学度过的。
在我就读过的所有学校里，它给我的记忆最深刻。
毕业26年，关于母校的历历往事似乎就发生在昨天，也或者说，我从来就未曾远离。
年7月，我从长春的一所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参加工作。
同年深秋，母亲生病，我请假回家探望。先是坐火车到银川，而后从银川坐长途车到小坝。
待到小坝张岗汽车站，暮色苍茫，已经没有直达二旗村部的班车，只能先坐到邵刚再想办法。
到了邵刚，天色全部暗了下来，遇不到熟人，也没别的办法，只好背着行囊步行回村。
从乡上到我家所在的二旗村五队，有3公里路程。
那个时候总感觉道远，不像现在，对我这样的跑步爱好者，可能一个“趟子”就“颠”回去了。
没办法，形势比人强，只能“腿”着。
从乡上的十字路口向西，1公里外就是我的母校邵刚中学。
这段马路堪称邵刚乡的景观大道，道边两侧是一排松树，一年四季，绿意盎然。
马路北侧，从东往西依次坐落着乡粮站、农业储蓄所和乡卫生院，再往西是成片的稻田和绿树簇拥的果园。
时隔多年，道路两侧都有什么样的建筑，甚至是哪棵醒目的树长什么样，漆黑中我都能感知的一清二楚。
母校越来越近，步伐顿时变得轻快，心中泛起莫名的欢悦。
当天不是周末，站在马路北侧的校门往里眺望，一条长达百米的石板路直通校园中央处的主席台，那曾是这座学校的标志性建筑，一切还是旧时模样。
主席台上的北侧一溜东西平房，正中是学校最大的会议室。
尽管我在上学时只偶尔进去过一次，但是能深深记住里面有个椭圆状的长条会议桌，围着会议桌里外都是挨挨挤挤的黑色折叠椅。
墙上依次挂满了这所学校的过往奖状和荣誉旌旗。
但是，很遗憾，相信在这所学校就读过的百分之九十九的学生，都没有机会进到这个会议室里看上一眼，更没有机会目睹那些历史荣誉。
也许在校方领导人看来，这并不重要，在我个人看来却非常重要。
一个学生非常有必要了解自己就读学校的前世今生，只有这样，才会由内而外产生出一种自豪感和荣誉感，最终含化为奋进的力量。
主席台东西两侧，是比肩的两座三层教学楼，西侧的那座比东侧的早建好几年，我们94毕业班有幸在初三那年搬了进去。
我们的教室就在三层最西侧的那间，沧海桑田，不知来来往往了多少师弟学妹。
这两栋楼曾是整个邵刚乡仅有的三层建筑，好像目前也没有超过它们的。
第二高应该属于已经拆迁了的“乡礼堂”，相信四十岁以上的邵刚人会对那个曾经的影剧院“大礼堂”有非常清晰的记忆。
百年大计，教育为本。
邵刚乡的第一栋楼房诞生在了当地的最高学府，放在古代，乡绅和百姓是一定要敲锣打鼓给教育部门送匾的。
一切都是那么熟悉，沿着中央的石板路向校园深处走去，走着走着就走到了礼堂后面的家属院。
我的初中同学杨梅家就坐落在第一排靠东边的一个小院里。
彼时只知道她已从银川毕业分配到了立新乡。很久没她的消息，既然到了她家门口，就有必要进去看看她的家人。
出来迎我的是杨梅的母亲，她一下就认出我，把我让进屋子，又是倒水又是洗水果，还立刻让杨梅的哥哥去隔壁喊杨梅的父亲回来。
很快，杨梅的父亲杨雨春老师就赶了回来。
杨雨春老师曾担任过我们的音乐老师和地理老师。
多年不见，竟然一点不显老，还是那么和蔼可亲。
关于他的资历和名望，实在无需赘述了，土生土长的邵刚人大概都知道。
也许是少了从前的那种师生束缚，我们非常平等地展开交流，聊得很投机。
老两口坚持要给我弄点饭吃，我谢绝了。
当晚是杨梅的哥哥骑着自行车把我送回村子。
杨老师和杨师母把我一直送到家属区外，目送我的离去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见过他们。
每次回到小坝都想着去看看老两口，却总是未能如愿。
想必他们也都七十多的高龄了，我不会忘记那个夜晚他们对我的盛情款待，他们不仅仅代表我的同学杨梅，也代表我深深眷恋着的母校。
一个学生对母校情感的浓度，不取决于学校本身，而是在这所学校认识的人，经历的事。
其中又以老师所起作用最重，学校是模糊、宏大的，而老师是具体的、丰富的，老师的言传身教对学生的情感厚度起决定作用。
自那以后，也就是年至今，我再也没有踏进过母校一步。
年，我曾想过组织一个毕业二十周年的同学聚会，因为身在北京的缘故，精力和时间都不允许，最后也就不了了之。
这些年，几次回乡路过母校，都忍不住张望，杨老师一家早已搬去小坝，曾经教过我的老师也都调离了这里。
斗转星移，物是人非，校门口那一道严丝合缝的电动门，冷冷冰冰地往那一横，无形中阻隔了我和母校的“距离”。
出于学生安全，现在的学校都是封闭式管理，可以理解。内心深处，我很想再进去看看，但是以我的社会阅历，相信一定会被传达室里的门卫拒绝。
我解释不清自己的身份和进去的目的。物是人非，即便进去了，也徒增伤感罢了。
邵刚中学在我就读的那几年里，负责传达室的是“老马老师”，一个非常矍铄和蔼的小个子老头。
家是李俊还是莲湖的记不清了，就觉得这个人气质不俗，言吐不凡，常年穿着一件黑色中山装，身板笔笔挺挺，头发梳的干干净净，上衣兜里始终插着一支钢笔，一副老派知识分子的风范。
老马不仅负责看大门和全校报纸信件的收发，也负责上下课打铃敲钟——那具比花盆还大的钟就挂在主席台东侧的一棵树杈上。
老马打铃非常准时，他的胳膊上有块明晃晃的老上海手表，总是分秒不差。
初二时，我曾给山西临汾的《作文周刊》编辑部投过稿，当时我不知道信封上怎么写，把收信地址和寄信地址写反了，老马为这事刻意跑到我们班里来找我。
可是我没钱再买信封，老马想了想，把我带到传达室，拿出小刀，轻轻地把信封上写错的地方刮掉，然后一笔一划地替我重写，那一刻，一股暖流从心底冒了出来，心里暖暖的。
传达室不大，收拾的井井有条，面窗是一张办公桌，书刊报纸摆放的整整齐齐，里面靠墙是一张单人床。
各种物品归置的让人觉得舒服，当时我就在想，此生我要是能像老马，有这样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，那这样该有多好。
后来和老马熟了，就常往他那里跑，有时候体育课还主动要替他去敲下课铃。
在我心目中，老马无论人品还是学识，胜任一个小小的中学校长绰绰有余，怎么就沦落到看大门的地步了呢，这始终是我心中的一个谜。
几十年过去了，不知道老马还在不在世，我常常会想起他，想起校门口东侧那个小小的传达室。
年时，我刚刚开通的